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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回归使中拉合作环境面临较大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拉政策将更侧重“门罗主义”逻辑。经过200年的发展演绎,“门罗主义”涵盖了防范潜在的安全威胁、排斥域外力量、维护美国霸权、构建西半球联盟体系等重要目标。自冷战结束以来,特朗普是唯一一位公开为“门罗主义”唱赞歌的美国总统,体现出美国保守派对拉美战略发生重要变化。“拉美域内合作以及与域外国家的联动冲击美国在拉美的诸多利益”成为美国保守派的基本共识,因此“门罗主义”成为特朗普对拉美政策的核心理念。
其一,拉美国家的自主能力不断提升。主权独立和政策自主是拉美国家自独立以来一直追求的首要目标,这一点在美拉关系中体现得尤其充分。自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初步确立世界霸主地位开始,抵抗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就成为拉美捍卫主权、争取自主的紧要议程。在此过程中,拉美国家不仅积极探索地区一体化的各种路径,而且也努力推进多元外交。比如,冷战期间拉美国家的独立自主外交、新世纪初拉美国家建立排除美国在外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便是上述两种政策思路的典型体现。加强同中国的合作,既符合国际合作的新趋势,也是拉美国家外交自主的选择,更是拉美国家对冲美国霸权的有效路径。因此,特朗普的霸权回归与拉美国家不断增强的自主能力构成结构性矛盾,其实质不仅违背历史发展潮流,也违背了美拉关系的发展趋势。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将拉美定性为“后院”的政策逻辑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可操作性也是极低的。
其二,中拉合作的内生动力强劲。美国对中拉合作的战略焦虑主要源于中拉高效的经贸合作,而中拉经贸合作的高效源于双方经济的高度互补。这种互补关系不仅体现在贸易结构上,也反映在投资层面的供需关系上。它基于中拉双方对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现代化水平的一致诉求,而非“去美国化”的政策安排。换言之,中拉合作的效率及效果是建立在相互之间强劲的内生动力之上,符合国际经济合作的普遍规律,而不是针对美国的阵营合作。
其次,中拉经贸合作仍具有可预期性。2014-2023年,中拉贸易年均增速高达8.5%,而美拉贸易年均增速仅为4.8%,中拉贸易显然更具活力。若特朗普对拉美国家加征关税,可能会进一步促进中拉贸易便利化谈判进程(中国已与五个拉美国家签署自贸协定)。若特朗普不能向拉美提供更多的投资和援助支持,拉美国家对华的投资期待会进一步走高。总体来看,拉美地区现处在经济低增长、国家治理难度上升的周期,中拉合作的开放高效更符合拉美国家的国际合作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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