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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5-10-28 06:47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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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完记者的采访,回到家中,想不到就接到了朋友的电话,称:《金陵十三钗》片尾的字幕,在本片的“顾问”名录中,竟也有我“经盛鸿”的大名。我听了真是又惊又喜,也有点惭愧,觉得老谋子确实是有情有义之人,我仅为这部影片出了些微之力,他就把我记到“功劳簿”上去了。我不由得想起在《金陵十三钗》酝酿和拍摄期间,我与剧组几次的接触和谈线年的一天吧,我突然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是北京著名的电影故事片编剧刘恒要来南京找我。我感到奇怪,我与他素未谋面也素不相识啊。但我对刘恒是有点了解并十分敬仰的。他是《菊豆》、《集结号》等享有盛名的影片的编剧,在影视界和广大观众中极有影响。那他找我做啥呢?

  过了几天,刘恒从北京来了。他带着他的夫人、他的助手,还有一个司机,驾着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了南京。我们先在市中心的“大洋百货”见面、午餐;后又转移到另一家咖啡馆,边喝咖啡,边谈;晚上到华侨路的“新上海”饭店晚餐,接着谈。原来他是要写一部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的电影故事片剧本。我一听,大喜,立即尽我所知,向他介绍从南京保卫战到南京大屠杀的来龙去脉、历史背景、前后经过、中日两方的典型历史人物、重要历史事件等等,并回答他提出的种种问题。他问得可真多、真细啊。但他没问南京民国时期妓院和的问题,他也没透露是张艺谋要他改编严歌苓的小说。因此我以为他会像以前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故事片那样,编写一个普通南京人家的故事,而没想到他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一群民国南京的曲折经历与不幸遭遇,来表现那场历史悲剧。

  转眼间到了2010年秋冬间,从报上得知,张艺谋导演率领《金陵十三钗》剧组的大队人马,来到了南京,进驻溧水拍摄基地。我像许多南京人一样,充满了兴奋与期待。只是张艺谋导演和《金陵十三钗》剧组的保密工作十分严厉,使我们对他们的拍摄工作一点不了解,觉得十分神秘,更加好奇。就在这期间,一天,电话响了,是江苏电视台的一位编导打来的,他正为张艺谋导演和《金陵十三钗》剧组做服务工作。他告诉我,张艺谋导演和《金陵十三钗》剧组想了解南京大屠杀前后,南京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关于那时期南京妓院和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在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她们的遭遇,以及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的有关情况和细节,等等,想采访我,因为张艺谋导演和《金陵十三钗》剧组了解到我是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和民国史、南京史多年的专家,出版了《南京沦陷八年史》等多种有关论著。我未加思索,立即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这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只要是宣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事,我都愿意做。于是约定日期,他们上门来采访。

  过了几天,在约定的下午,他们来了,来到了我位于秦淮河西清凉门大街的家。张艺谋导演因正忙于《金陵十三钗》剧组的拍摄事情,也怕暴露行踪,引起社会轰动与麻烦,没有能来我家,而是派遣他的副导演李爽来了,陪同的是那位江苏电视台的编导。李爽约三十多岁,面孔白净,清秀帅气,既有文艺界人士的聪慧,又有知识分子的沉稳。他们觉得在我家中谈有许多不方便,就拉上我来到一家茶社的二楼,拣个清静的位置坐下,就谈起来。李爽副导演向我简略地介绍了《金陵十三钗》的大致的情节和人物,然后就根据他和张艺谋导演拟定的提纲,向我提出了一个个的问题,其内容主要是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前南京的妓院分布和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她们在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后的遭遇,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等等。我尽我所知,向他们作了详尽的介绍,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内容:

  我说,南京在历史上曾是六朝金粉之地,娼妓业一直很兴盛,娼妓活动由来已久。狎妓之风,南朝已盛。明清时期,南京娼妓业空前繁荣,秦淮河艳名远扬。明永乐年间,在城南以东,内秦淮河沿岸的武定桥两侧,有胭脂、粉黛、翡翠、鸳鸯等妓院24楼。在明代中叶,南京秦淮河两边的夫子庙一带青楼林立,莺歌燕舞,色情业达到鼎盛。夫子庙可以算作当时中国最大的“红灯区”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道:“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时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穿了轻纱衣服,头上簪了茉莉花。一齐卷起湘帘,凭栏静听。所以灯船鼓声一响,两边卷帘开窗。河道里焚的龙涎,沉、速香雾一齐喷出来,和河里月色灯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闻仙人,瑶宫仙女。还有那十六楼官妓,新妆炫服。招接四方旅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文中提到“那十六楼官妓”,说明娼妓这一行业在明代是合法化的。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厉行禁娼。1864年7月清军攻占南京后,南京饱经战火破坏,秦淮两岸更是一片荒芜。两江总督曾国藩以救市为名,重整画舫,再揽歌妓,夫子庙恢复市容,妓院又部分移至石坝街周围。乾嘉以前,散处各地,如姚家巷、东关头、东钓鱼巷、武定桥等;光绪中叶以后,改为群居制,一院数十人,群居于钓鱼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下关正式开辟为商埠;1908年和1911年,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南段相继通车,下关成为南京水陆交通枢纽,商贾云集,市场繁荣。随之,在下关龙头房附近有娼妓聚集。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对娼妓实行所谓“寓禁于征”的公娼制度。1927年6月,南京市第二次市政会议通过《南京特别市财政局征收花捐章程》,规定本市妓馆分甲、乙两等纳捐:甲等妓馆每月缴纳银元24元,乙等妓馆月捐12元。则分一、二、三等,各纳月捐6元、4元、1元,限1927年8月10日前向市财政局登记、纳捐、领取执照。初次纳捐,应缴4寸半身照片2张,一存备查、一粘于执照,随身携带,以备财税稽查或警察核查,违者罚银1元。1928年2月起,增加“借用执照或徽章者处罚10元”的条款。

  名妓,就是纳月捐6元的高级,红妓,人长得漂亮,文化素质也较高,住所叫“香巢”,多在秦淮河边,房间里有琴棋书画,有女佣服侍。进出有人力车甚至小轿车。来这里的嫖客都是衣冠人物,就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来此寻欢取乐,一掷千金。鸨儿把这种红妓看做摇钱树。所谓“娘儿爱俏,鸨儿爱钞”。每逢农历新春,妓院大门贴上“日进斗金”四个大字,大放鞭炮,通宵达旦,叫做“接财神”。活财神(嫖客)接到了,无非花天酒地,纸醉金迷,任情挥霍,终至倾家荡产,流落街坊,比比皆是。诚然,妓院是“销金窟”。

  但不管是高级,红妓,还是下等,都是因家庭穷苦,或个人失意,被卖,被骗,被迫沦入风尘。她们几乎都有一本血泪史。她们是那个不幸时代的牺牲品。她们中的许多人,竟通过刻苦学习,掌握了琴棋书画甚至英语。尤其可贵的是,她们中有许多人虽文化不高,却深明大义,懂得人间善恶,富有爱国、爱中华民族的精神与志气,痛恨侵略者和汉奸。明末清初著名的李香君、柳如是等秦淮八艳,就是她们的典型代表人物,她们的事迹至今流传不衰,令人敬仰。有人说拍摄题材的南京大屠杀影片是爱国主义。那是胡说!众所周知,晚清北京著名的赛金花,虽为风尘,但也有颗中国人的良心。她曾说:“我虽然是个,却究竟是个中国人,遇着可以帮助中国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比起当时清廷那许多锦衣玉食、脑满肠肥、父荫子袭、夫荣妻贵的官僚贵族、纨绔子弟来,她在人格上并不逊色,也许还要胜于他们千百倍。读赛金花与秦淮八艳的史料,使人常常不期然想起法国作家莫伯桑笔下的那位不幸的羊脂球,想起围绕在羊脂球身边的各式人等,特别是那些大人先生们。她们虽因国情、人生有所不同,无法完全比拟,却都令人生出无限感慨。

  1928年7月3日,南京特别市政府开始转而实行禁娼政策,令警察局,限两个月将公娼、私娼一律查明废止。劝其改业或习艺、择配,如逾期仍未改业应即驱逐出市;又令财政局自8月1日起停征妓馆、捐。南京市内娼妓闻讯大起恐慌,在两周内离开南京的占十分之三。8月11日,全市举办娼妓登记,原有一、二等娼妓300余名,第一天仅有双福堂、四喜堂、青楼阁、芝轩别墅等30余人前往登记,大部观望疑虑。至9月1日废娼日止,娼妓活动趋于隐蔽。9月19日,据娼妓较为集中的东区警察署报称:自禁娼后各娼妓有则另租房屋变作私娼,有则逗留旅馆秘密卖淫,近日茶馆中更是娼妓参杂其间,以致点戏争胜之风大滋。在禁娼三年之后的1931年,首都警察厅厅长仍然频频颁布训查禁私娼,但私娼人数依旧直线多人。

  当时南京市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物力与收容所来完成禁娼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警察常借禁娼为名,“无故侵入人民住宅或旅馆房间”,甚至借机敲诈良家妇女,而对真正则“罚款了结”。因此,禁娼不仅收效不大,反而成为扰民之举。由于禁娼后娼妓依然泛滥,而秦淮商业却因禁娼而变得萧条,商家纷纷呼吁开放娼禁。甚至连一些积极主张禁娼者也主张驰禁。南京市政府面对困局,曾多次考虑开禁,并于1933年11月拟定于次年开始实施《禁娼救济办法》,规定夫子庙、秦淮河以南钓鱼巷等区域为娼妓营业区,同时限制娼妓年龄,试图有限度地开娼禁。这一做法遭到社会舆论,特别是女界的强烈反对,结果此事也不了了之。

  我说: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南京国民政府拒绝求和乞降、坚持抗战的强硬态度,使日本最高当局更加恼怒。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为了进一步实施对中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为了更快地实现“以战迫降”,只攻占北平、天津,甚至攻占上海,还是不行的,必须攻占南京,才能迫使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迅速而完全地屈服。在日本当局对中国实施的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政策中,攻占南京被认为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南京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古都之一,而且滨江近海,地处中国最富饶的江南经济带,扼制着津浦、沪宁、宁芜三条铁路线与长江的交汇点,具有极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与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是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是指挥中国军队与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司令部与大本营;同时它又是各国驻华外交使节的集中地,是国际观瞻所在地——因而攻占南京必将在中国国内与国际上产生极大的震撼力与极大的政治、军事影响,对中国广大军民与中国政府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与压力,使他们在失掉了经济中心上海后,又失掉了政治中心与首都南京,才会深切地认识到抗战是没有前途的,抗击强大的日本只能是自取灭亡,从而放弃抗战,向日本求和乞降。正像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Teddy White)所分析的那样,日本最高当局“觉得中国首都之攻陷已经剜掉了中国抗战的心脏,觉得蒋(介石)会愿意讲和”。1937年12月1日,由裕仁天皇亲自批准,加盖日本国玺,日本最高当局正式下达了攻占南京的书面命令——“大陆命第8号”的敕令。其主要内容是:“

  但中国守军抱着守土抗战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以血肉之躯和低劣的武器,在南京城内外各阵地上顽强地抗击日军的攻击,进行着奋勇的拼杀,“反复肉搏,奋勇冲杀,屡进屡退,血肉横飞”,“悲惨壮烈,天日亦为之变色”。许多高级将校与许许多多的官兵血洒阵地,战斗到最后一息,壮烈殉国:第87师第259旅旅长易安华少将、第260旅第519团团长谢家询上校、教导总队第1旅第2团团长谢承瑞上校在光华门牺牲,第88师第262旅旅长朱赤少将、第88师第264旅旅长高致嵩少将、第88师第262旅第524团团长韩宪元上校、第87师第264旅第527团团长华品章上校在雨花台牺牲,继任团长李杰上校在大校场机场牺牲,第51师第151旅第302团团长程智上校在赛虹桥牺牲,第51师第153旅第306团团副刘历滋中校、第3营营长胡豪中校在中华门牺牲,第74军58师147旅副旅长刘国用少将在水西门外牺牲,……。12月12日,南京保卫战到了最后关头,许多中国守军毫不畏惧,在各阵地舍生忘死地进行最后的的抵抗与反击,在日军突破的地方进行反冲锋,企图夺回丢失的阵地。12月12日下午5时半开始,中国守军奉命放弃阵地,开始突围与撤退。第66军、第83军这两支粤军部队,从太平门出城,从正面冲破日军战线,经紫金山麓,沿宁杭公路,向浙皖边界突围。他们在太平门、岔路口、马群等地遭到日军的疯狂阻击,与日军展开了拼杀血战。第66军第159师代师长罗策群少将奉命打前锋,在紫金山北麓的岔路口遇敌火力封锁,数次冲击不果。罗策群用粤语对部下高呼:“弟兄们,跟我来,几大就几大,勿好做衰仔呀!(意为“死就死,不要做懦夫呀!”)”带头向敌冲锋,不幸中弹殉国。在罗策群于岔路口牺牲前后,第83军156师参谋长姚中英少将、第66军160师参谋长司徒非少将、第83军第156师468旅旅长李绍嘉少将、第66军159师477旅副旅长黄纪福上校在太平门等地牺牲,第66军160师956团团长蔡如柏上校在汤山牺牲……。无数官兵的鲜血染红了突围的道路。

  进攻的日军在13日清晨分路从各城门沿着马路与街巷,攻入南京城内。他们面对的是南京城内的大量手无寸铁的普通民众与业已溃散的、放下武器的、甚至脱掉军装的中国军队官兵或战俘。作为战胜者的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理应按照国际公法与人道准则来对待南京普通民众与处理战俘问题。但是在日方当局既定的“膺惩”方针与恐怖威慑政策指导下,进入南京的日军官兵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疯狂的血腥屠杀,伴之以对南京妇女的不分老幼的奸淫,对南京房屋财产、工商企业、文教胜迹疯狂的抢掠与焚烧,形成了自古未有、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军的恐怖暴行遍及南京城内、城郊每一块地方、每一座房屋,时间则延续了六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在这漫长的可怕的时间中,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集体屠杀共有28案,屠杀19万多人;零星屠杀有858案,屠杀约15万人。其中集体屠杀的地区有:

  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大规模的、持续多日、毫无掩饰与毫无节制的疯狂、和奸后摧残、屠杀。南京大屠杀同时也是一场南京大奸杀。1946年2月,《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处奉令调查敌人罪行报告书》指出:“整个屠杀期间,共有8万名妇女遭受到”。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认定: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事件很多。……在(日军)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事件”。日军的疯狂奸淫活动,也是日本最高军政当局在攻略南京中实施的恐怖威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最高当局要让中国人民认识到,日本军事力量的强大与恐怖,不仅有战争、屠杀、抢劫与焚烧,还有对中国妇女的威胁。进占南京的日军提出的口号是:“征服中国女性!”“凭力量找女人!”因此,日本军政当局对日军在南京的疯狂奸淫活动,不仅不认为是一种罪恶、是一种耻辱,不仅不加以禁止或节制,反而认为是一种战胜者的荣耀与征服者应享有的战果,是“增长士气的一种必要手段”,进行公然的倡导与纵容。许多南京妇女,由于坚决抗拒日军的,几乎都被日军残忍地杀死。她们的尸体还被日军剥光衣服,割乳剖腹,里入竹竿木棍,遭受到种种侮辱。至于被逼自杀的中国妇女就更多。

  日军对中国妇女大规模的疯狂与,不仅暴露了日军的凶残,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严厉谴责,而且造成了性病在日军各部队中迅速流行。应该指出,性病的根源是日军官兵。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闻报,当即命令组织医官至所辖各部队分别抽样调查。调查的结果令日军上层很是震惊:在进攻南京的日军南路兵团——第十军的第6、第18、第114师团及国琦支队,北路兵团——“上海派遣军”的第3、第9、第11、第13师团及重藤支队里,均发现各种性病如瘟疫一样迅速扩展。如此严重的情况,使松井石根等人不仅担心国际舆论的谴责,更为忧虑军队秩序的破坏与战斗力的严重削弱,担心重演二十年前日军出征西伯利亚时期性病蔓延的悲剧,决定加速实施慰安妇制度,抓捕大量中国妇女,在南京建立了多家慰安所。

  我从下午讲到晚上十时,李爽都认真地记录着,还不时不厌其烦地提出一些问题,特别是民国南京妓院的布局和高级们房内的陈设、物件等,他问得更细。我深深感受到张艺谋团队认真负责、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精亦求精的工作作风。好在我研究南京大屠杀史和民国史、南京史多年,史料熟悉,记忆力又好,总算不辱使命。李爽很是满意。数小时谈话中间,吃了点心,喝了咖啡,算是休息,在这时,李爽给我讲了他们剧组和张艺谋的许多趣事,时时引得我捧腹大笑。当我与他们挥手告别时,已是夜色沉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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