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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的一次演讲中，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决策工作中的渗透表示忧虑，认为一些教育和研究领域的领导权已经易手于“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的手中，甚至提出应对领导职务进行检查，“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参见《商务周刊》

　　7月以来，伴随着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公开发言中对教育产业化的激烈抨击，已成众矢之的的教育体制改革遭遇致命一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等人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也直截了当地指斥医疗体系改革是失败的；事关国资改革是否造成国资流失的“郎顾之争”，最终以顾雏军入狱而收尾……倡导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并通过言论和政策参与掌控话语权进而影响改革进程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整体陷入一场空前严重的公众信任危机之中。一些人甚至情绪化地把他们视为富人代言人，“无视公平只求效率，漠视穷人利益”。

　　一位曾经到讲课的学者在与《商务周刊》的一次交流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讲产权和市场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人的行为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利益关系。“这些年的很多制度改革使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这已经是客观事实。”他说，“转轨中产生的既得利益者‘恰当’地利用了制度重新安排的机会，加上自己强大的决策影响和游说能力，在改革中加进了自己的‘私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个时期的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甚至扭曲了改革的初衷。”

　　按照当时由卫生部制订的一份未公开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以前隶属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医院的剥离工作，必须在2005年以前完成……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中国医师协会一位肖姓职员更曾向《商务周刊》透露，根据“上面的精神”，到2005年底之前，北京的医院要“卖掉”100家，上海“卖掉”一半，全国其他城市保留一两家公立医院，其他全部改制。大量社会资本因此闻风而动。据2005年初的报道，有至少百亿的民间资本和外资在伺机介入医院改制。（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8月5日第15期《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意外失踪》一文)

　　李玲认为，其实中国自己曾经创新过切实有效的办法。“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为什么能够成功？其精髓不在于建立一个保险制度，而在于依靠互助，通过赤脚医生直接提供医疗，不但低成本，效果也好。”她认为，新型的、配套的低成本医疗供给体制，赤脚医生应该是一个方向。“政府养个村医，负责给村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其实花的钱可能更少，效果更好。”李玲当即将自己的留学人员启动基金课题申请为“新农村合作医疗”。

　　相比刘燕华所处位置对汽车行业发展的“鞭长莫及”，和张保庆卸任的无奈，刚刚扶正为部长的高强，表示将依照中国的现实主动“实战”下一步医改：“欧洲的高福利型，我国政府背不起；美国的社会保险型，我国居民缴不起。中国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他看来，是“坚持政府在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制定政策、严格监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而引入市场机制，则“坚决不能忘记卫生事业必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事实上，比杨小凯发现《权力与繁荣》更早一点的时候，这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奠基者曼库尔·奥尔森的遗著，就已经被介绍和流传在中央高层领导的手中。作为奥尔森的弟子，著名学者张宇燕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这样解释了《权力与繁荣》的思想：“繁荣来自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后者源于每个人的劳动创造和巨大潜在的得自贸易之收益的实现；以上又导因于分工与交易的深度和广度，而后者又滥觞于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受到保护的程度；能够实施有效权利保障的唯有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拥有垄断性的强制权力或暴力。”

　　至于市场制度，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和民众，在情绪激烈和自我反省的2005年岁末，或许都应该温习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格雷在其《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书中的阐述：“市场制度绝非普世制度，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自由的合理性在于它们满足了人类的需求。如果它们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就有理由改变它们……事实上，无论是对每一个社会而言，还是对一个社会中的每一种情况而言，都没有一种最佳的市场制度。”【来源：《商务周刊》记者宁南王晓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