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二届全国学术年会开云体育- 开云体育官方网站- APP 最新2025综述(沈越)

　　开云体育官方,开云体育app,开云app下载,开云棋牌,开云直播,开云体育靠谱吗,开云体育和亚博,开云体育老板是谁,开云官网,开云体育,开云直播英超,开云电竞,开云游戏,开云,开云体育官网,开云体育官方网站, 开云app, kaiyun sports, 开云体育简介, 开云体育官方平台, 世界杯开云, 开云体育app下载, 开云体育网址, 开云体育2025

　　2004年11月5—6日，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十二次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主办，南京大学商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南京财经大学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协办。会议收到130多篇学术交流论文、10多部学术专著和教材，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出版界的200多位代表与会。张培刚、胡代光、谭崇台等著名经济学家出席，吴易风会长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会议按照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思潮、区域经济学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说基本理论4个专题进行交流讨论。与会代表纷纷介绍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交流在外国经济学说教学和科研方面的经验，发言踊跃，气氛热烈。

　　与会者有两类观点。一种观点对这种思潮持严厉批评态度：北京大学胡代光在题为《破除市场万岁论》的论文中，剖析了新自由主义主张的“三化”，即绝对自由化、全面市场化和全面私有化的思想理论基础，并分析了这一思潮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消极影响。西北政法学院郭志琦、申米玲批评了国内外那种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一种从抽象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实际效果却相反。认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分配欠公、收入差距扩大、失业问题突出、污染严重、生态失衡、腐败严重、社会风气下滑等，在相当程度上是新自由主义消极影响和干扰的结果。

　　另一类观点不同意简单化地对待新自由主义思潮：北京大学王志伟就研究新经济自由主义的方法论问题作大会主题发言，认为应区分其合理因素和谬误成分，区分其在不同时代的立场及所代表的利益的差异，区分学术界与经济决策层对新经济自由主义认识的差异，区分其国内政策与国外政策的异同，注意其经济政策与干预主义政策的交替和转换。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时，应将市场化与全面市场化和快速自由化、产权改革与全面私有化、对外开放与对外全面自由开放区分开来。

　　华中师范大学刘小怡认为对新自由主义不能采取简单做法，而应进行具体分析。他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极力主张私有制的观点时，也不赞成把公有制作为目的，认为所有制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其先进与否必须根据它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而生产力的发展还要服从实现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最终目的。新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肯定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在于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看不到其局限性和政府适度干预的必要性。新自由主义坚定支持的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虽然相对有利于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也能获得一定利益。只要发展战略正确，采取措施得当，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

　　北京师范大学沈越认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利大于弊，这已被2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所证明。如果中国与时俱进地坚持改革开放方针，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并避害趋利，中国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国。这是因为资源的全球性配置和市场份额的重新分配，可以将中国人口众多的发展瓶颈转变为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市场潜力巨大的竞争优势，并通过全球化化解自然资源相对短缺的发展劣势。同时，经济全球化还有助于推动国内经济体制的转型。

　　湖南财经高专的高建良、刘寒波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石油安全机制的建设问题，并提出了保障石油安全供给的有效途径。国家行政学院王健提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亟待研究的课题：如何协调WTO规则与国内市场规则，国际收支长期顺差的利弊分析及应对措施，如何用国际规则来保护国内产业等。南京师范大学卜海探讨了中国加入WTO遗留下来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分析了问题的由来和性质，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江苏省委党校黄希惠研究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泛中国经济区”的一体化问题。南京工业大学刘碧云、朱忠祥探讨了如何通过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来促进西南大开发问题。

　　华中科技大学宋德勇评述了由克鲁格曼（Krugman，1991）开创，由藤田、维纳布尔斯等人拓展的“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等人的开创性工作主要是把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以及演进性的动态因素引入了空间经济学模型，对区域产业聚集和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新的探讨。伴随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生，《经济地理学》新的学术期刊于2001年创刊。目前，新地理经济学已成为区域经济理论或空间经济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引起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权威刊物的广泛关注。

　　西安交通大学刘健诠释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认为新战略的思路是西部开发力度加大，中部全力自我提升，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以及由此形成的东部地区之间新的联动关系，使经济增长动力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在战略理念上，新战略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谋求所有人的全面发展”。统筹发展既非是均衡发展的“全面推进”，也非是非均衡“梯度推进”，而是强调中央政府统筹功能的“协调发展”；强调的既非“均富”也非“先富”，而是“共富”；区域统筹强调的既非地理区域也非行政区化，而是按市场规律和经济联系及区域特点形成的经济区域；区域统筹发展绝非是强调分配均等的“一平二调”的复归，而着力的是强调起点平等的“机会均等”。在战略机理上，新战略在对资金有效性和社会公正性的统筹考虑和相机抉择基础上，形成了“统筹发展、分区推进”的内在机理。虽然近年来西部大开发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出现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也出现了资金低效性和回收长期性问题，形成了西部开发自身无法破解的、国家资金稀缺性与整体建设对资金需求迫切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稀缺和亟需缩小区域差距的背景下，中央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策，这既走出了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新路子，又能为西部开发提供后续资金。在战略部署的基本思路上，从各地区实际出发，整合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东西互动，带动中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南京财经大学张为付在对我国的工业生产的区域聚集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发展战略调整的思路。通过对27种主要工业品的空间布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中西部地区在资源类产品上具有优势；（2）中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向中东部地区集聚；（3）中高技术资本密集型的大多数产品向东部集聚，而一些技术非常成熟和有污染的产品向中西部集聚，其中京津沪三个城市在多数中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家电产品上已出现明显萎缩和转移；（4）IT产业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其中集成电路产品向广东和浙江快速集聚。根据这一趋势，他提出调整我国产业发展战略的建议：东部大城市要以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为主，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和研究中心落户；东部中小城市应成为中高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和FDI产业资本的主要聚集地，同时发展一些中低技术劳动密集产业以形成对中高技术产业群的配套和解决就业。中西部大城市要以发展中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同时向中高技术加工业方向延伸，迎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中西部中小城市要发挥资源优势，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大城市制造业提供能源和原材料，其产业结构要以中低技术的资本劳动密集产业和为东部产业配套为主。

　　南京大学葛扬和史先诚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葛扬认为，推进一体化进程应建立官方和非官方的多层次的协调机构，依据市场规则构建企业、政府间的运作机制，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形成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加速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提升产业、产品的竞争力，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建立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环境治理以构筑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的基础。史先诚认为地区一体化的内涵是统一的竞争规则和一体化的市场，阻碍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因素有：地区市场分割是一体化的直接障碍，政府限制竞争和直接参与竞争是地区经济分割的直接原因，竞争规则不统一是一体化进程缓慢的症结所在。据此他提出，以协调竞争规则为核心，以政府创造宏微观经济环境为基础，引导企业成为经济一体化为主导力量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战略。这要求政府转换职能，以维护竞争为己任，协调沪苏浙三地地方性政策法规和各项制度，积极从事市场竞争的基础环境建设。同时，他主张借鉴欧洲一体化的经验，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从具体领域共同市场建设做起。

　　浙江财经学院张佑林从管理体制角度探讨了阻碍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他认为过度竞争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而行政分割下形成的诸侯经济、地方保护主义又是造成重复建设、产业同构、城市间错位发展、阻碍资源自由流动和跨地区合作、地方政府代替企业自主决策、强化行政性垄断的根本原因。依此他提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对管理体制进行制度创新。在宏观管理层面有两种选择：一是不改变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的权宜之计，设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特别行政区，改变目前上海经济区只有协调责任，而无决策权力的局面；二是打破现行两省一市的行政管理格局，借鉴西方大都市区管理模式，设立“长江三角洲经济管理局”，在大都市圈范围内再设立隶属于管理局的上海、南京、杭州三个大都市区。在微观管理层面，进行规划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各类市场、产业布局与结构、财政税收制度、法律与政策、环境生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

　　福建师范大学黄家骅在分析福建经济的区位优势和劣势基础上，提出“泛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随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区的崛起，福建经济就像哑铃中部一样面临着不断变细的挑战：被南北两大经济区排挤而边缘化，被南北两大经济区抽走资本和产业而稀释化，被南北两大经济区置于配角地位而低端化。但随着台湾产业和资本向西转移的加速，福建经济又面临着新的机遇，他借鉴西方区域经济学的梯度发展理论阐述了发展新思路：其关键在于福建经济的做大做强，形成“增长极”，借助以台湾海峡为中心的“拉力”和“推力”，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开辟一段东西双向的要素与产品充分流动、产业与资本快速增长的陆桥通道。其具体设想包括构建产业极平台、构建西进物流大道、构建东出西进大港、构建以福州为核心的大都会城市中心极。

　　西南师范大学朱泽山批评了那种把发展差距是否缩小作为判断区域经济协调的观点，认为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构筑有利于收入流转趋于平衡的市场互补关系，形成分工合作、共同发展关系。这种互补关系有可能建立在区域间行业分工，产业技术水平差异，同一产业在产品品种、品牌、规格等方面的差异，资源占有差异等供给方面因素的基础上；也可能建立在区域间需求差异以及供需结构差异基础上，在区域间产业结构趋同的背景下，这些差异也能形成市场互补关系。落后地区不仅要抓住上述差异中存在的市场机会，更应该注意利用第三方资源、捕捉不平衡增长过程中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市场互补机会。

　　暨南大学陈雪梅从产业集群角度研究了区域经济发展及政府行为问题，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不仅须具备产品生产过程可分性和最终产品可运输性的必要条件，还须具备一系列充分条件：产业有较长的生产链、不同生产工序差异性大、把不同专业技能联合起来的网络创新能力、以及市场易变性使多个柔性生产的协作企业比单个大型企业有更低的转换成本。产业集群形成的这些条件，以及珠三角地区已形成的产业集群案例表明，其形成具有自发性和偶然性，不是所有产业在所有地区都能形成某一产业集群，地方政府不宜言必称集群，人为指定聚集某一产业，而应采取辅助性的集群政策，为其形成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主张通过开发人力资本、构建社会资本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20多年来乡——城的人口流动确确实实发生了刘易斯模式所预期效果，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有两个关键问题始终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没有得到人力资本的开发，农民工只能从事附加价值不高的劳动；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缺少社会资本的支持，在户籍、就业、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方面的不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不能融入城市社区生活。如果不重视把农民工的原始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如果不重视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改进使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并享有与市民一样的社会保障，农民工将长期“异化”在城市中。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改善是有限的，他们给城市的贡献也是有限的。

　　武汉大学马颖评析了2003年“美国经济学联合会资深会员奖”获得者、著名国际经济学家J. N. 巴格瓦蒂的国际贸易理论。萨缪尔森曾把战后继俄林、瓦伊纳和哈伯勒以后的1960-90年代称为“国际贸易的巴格瓦蒂时代”。巴氏的涉猎领域甚广，其评介只集中于3个领域：一是贫困化增长理论。这一理论首次把经济增长、贸易条件和福利效应三者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即使是那些在贸易中居于垄断地位的国家，其经济增长也有可能造成福利恶化，因为贸易条件恶化最终会导致亏损超过增长的收益。而造成贫困化增长的根源是市场扭曲。二是市场扭曲条件下政策选择理论。该理论在前人非此即彼的推论——即自由贸易政策对应着自由竞争市场，当市场失效时，自由贸易就不再是最优政策——面前前进了一大步。他讨论了在市场扭曲时，应如何比较各种政策工具，以选出相对最优的政策工具。由于该理论将以往各种有关外部性和非经济目标的理论纳入到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便于比较各种政策干预带来的福利效应。同时，这还证明了外部性和非经济目标不能成为实现贸易保护的理由，最优政策也就是最适合于特定条件政策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因市场失效或扭曲而放弃自由贸易的观念。三是直接非生产性寻利（DUP）理论。该理论的意义在于：（1）拓宽了A.克鲁格“寻租”分析的空间。（2）否认“寻租”理论认为这种行为必然导致负福利效应的结论。两种扭曲的叠加结果不一定是福利的亏损，而可能是福利的改进；另外，DUP行为在短期内造成的福利亏损，但最终不一定导致线）推进了“哈伯格三角”的“无谓亏损”的度量，认为还应加上DUP行为造成的损失。（4）为发展中国家由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对外开放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南京政治学院崔战利研究了作为自由贸易理论基础的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的两大缺陷：一是不具有普适性。其模型不仅应满足a1 / a2 b1 / b2 的必要条件，而且需要 a1 b1 且a2 b2 或 a1 b1 且a2 b2 的充分条件，否则缺乏普适性。二是模型比较优势的分布具有非对称性。非对称性源于各国资源存量的结构和比例不同，它会使“双赢”格局中有的国家“多赢”，有的国家“少赢”。日积月累，财富的马太效应就会显现出来。该研究工作的意义在于：说明为什么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大都实行保护贸易。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当比较优势尚未形成时，应适度保护幼稚产业；当比较优势形成后，应加快资本、技术等要素积累，努力培育“任意比较优势”，方能在互惠贸易中“多赢”。在这个过程中，实施政府主导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必要的。

　　黑龙江大学邢艳霞论证了新古典贸易理论与经验实证的悖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基本上是沿着古典主义的比较成本和资源禀赋理论的路径演进而来，其各种理论都集中论证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她在考察了新古典主义主张的自由贸易有助于经济增长，政府干预应致力于消除国际贸易壁垒的“贸易决定论”；以及因保护主义引起的价格扭曲会导致无效率的增长，政府作用应致力于消除国内商品和要素价格扭曲的“理顺价格论”后，考察美国等发达国家得自由贸易路径，而后用博弈分析和福利分析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冲突。

　　南京师范大学田文等人把以垂直专业化国际生产为基础的中间投入品贸易称为产品内贸易，并从产品内贸易的计量、中间投入品贸易模型、用传统贸易理论对这种贸易的分析、用产业组织理论对这种贸易的分析、这种贸易对贸易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影响等五个方面，对西方贸易理论界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梳理。面对产品内贸易这一国际贸易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与西方贸易理论在这方面的新进展，田文认为国内理论发展与这些新进展存在两个“接口”：一个接口是进一步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关于垂直专业化分析来发展贸易理论。在这方面，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改造是不彻底的，而格罗斯曼（Grossman）、赫尔普曼（Helpman）和芬斯特拉（Feenstra）等人近年的工作，更多地吸收了交易成本、博弈论和市场结构分析等微观理论的新进展，尤其是将贸易对经济影响的研究视角从收入分配转向企业组织方式、企业的策略行为及其市场势力跨国界运用，因而有可能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台阶。第二个接口是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来研究产品内贸易与相关贸易政策和发展战略的调整。由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是从他们的国情出发的，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与他们并不一样，其研究重点有两个方面：（1）关于贸易发展战略问题。在水平贸易的方式下，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战略是基本选择，产品内贸易的发展赋予了贸易战略新的内容，使加工贸易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新型道路，由此引起的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变化和调整，为贸易发展战略研究的广阔空间。（2）关于贸易对经济作用的基础变化问题。随产品内贸易的增长，贸易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方式也将发生变化，如一国贸易对总需求的作用可能变小，因产品内贸易受短期价格波动影响较小而使短期汇率波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变弱，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调节能力也变弱。但与之对应的是，产品内贸易的外在经济作用却会增强，生产定制产品对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素质的提高起正面作用，对环境却起负面作用，因而在计算产品内贸易的得失时，时间跨度要拉长，要从着重于需求转向着重于供给。

　　南京师范大学魏向杰借鉴近20多年来发达国家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和理论，认为这种以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的贸易理论比传统的贸易理论更接近现实，因而是贸易保护政策理论嬗变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具备了推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些基本条件。针对我国在对外贸易中存在干预不力的情况，在一些战略技术和产业发展上，缺乏明显国家目标以及长期规划和战略安排，也有必要推行这种以国家战略目标为重心的政策。中国应该通过提高政府能力，实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持与鼓励产业内研发能力为目标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许多与会者还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专门问题进行了交流。江苏省委党校杨志琴研究了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贸易的发展战略。河海大学李锋针对国外反倾销给我国带来的巨大损失，必须建立应对的反倾销预警机制。这一机制的形成需要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的通力合作，其中企业居于主体地位。南京师范大学李家俊比较了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政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江苏省委党校张蔚菊研究了我国如何突破农产品国际贸易绿色壁垒的对策。南京财经大学汪素芹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产业安全问题。

　　南京大学范从来从考察中西文中的“金融”概念出发，比较了国内外金融学的界定，认为国内以宏观金融为主的传统金融学已不能完全满足现实经济运行的需求，应拓展金融、金融学及其研究内容。金融学应包括宏观金融、微观金融和公司金融三个部分：宏观金融是从宏观角度研究货币以及金融体系在经济运行中的功能和效应，并研究货币运行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微观金融则以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公司金融则是从金融体系运行角度研究公司的融资行为。微观金融和公司金融是中国金融学急需建设的两大领域。

　　南京大学孙宁华建立对冲基金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认为对冲基金与其冲击的目标国政府之间的冲击与反冲击，实质上是双方的制度博弈过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促进本国的制度均衡，增强制度柔性有利于防范冲击；也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对既定制度做边际上调整来提高自身的博弈地位，但政府得付出在民众中的形象和国际声誉的代价。当被冲击国政府面临内忧外患，改变规则的成本极其高昂时，往往只能听凭汇率制度被游资冲垮。

　　南京师范大学华贵宏、成春林系统梳理了从主张金融自由化的“金融抑制论”到“金融约束论”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认为金融约束论尽管走出了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的两个极端，但金融约束政策操作不当，很容易导致“金融抑制回归”。以此为出发点，他们结合中国实际对金融约束的三大政策（限制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和限制不同金融资产间的替代）进行了评析，认为还应该增加第四重约束，即有条件的限制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实行金融约束政策还应考虑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的运行成本和改革成本，以及政策实施与放松的次序和几大政策的侧重点。

　　江苏省行政学院祖强、梁俊伟研究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对1997-2002年国内15个行业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得出3个结论：第一，FDI对中国行业整体的技术溢出指数为+0.0227，即FDI占行业整体固定资产的比例增加1%，行业整体增加值就会提高0.0227%。第二，制造业等7个行业的技术溢出指数为正，说明外商投资对这些行业劳动生产力率的提高又促进作用。第三，农、林、牧、渔等8个行业的技术溢出指数为负，这既反映了FDI在这些领域投入的技术含量不高，也说明这些行业吸收FDI技术溢出的能力有限。

　　福马集团公司宋劲松对资本市场分置进行了国际比较，认为股权分置在国内外资本市场普遍存在。世界各国对资本市场及其相关制度规定没有统一模式，国外法律限制股票全流通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敌意收购，鼓励协议式的善意收购，这与我国“股权分置”的设计原理吻合。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大股东的“道德败行”、股价下跌等问题，与股权分置无必然联系。鉴于我国的“股权分置”没有影响资本市场的融资、定价和资源配置的三大功能，仅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来讲，股权分置的资本市场可能是一种最优选择。

　　武汉大学孔凡保比较了国内外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现象，认为我国产业资本渗透金融资本是一种独特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在梳理国外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理论的基础上，他分析了中国出现产业资本参股和控股金融资本的成因，并借鉴阿克罗夫（Akerlof，1993）的“掠夺”模型分析了其可能对金融体系构成的威胁：如银行实行有限责任制，存在剥夺存款人利益的可能；利用金融资源为本企业扩张服务，增大银行风险；在民营企业控制国有金融中介背景下，上述情况可能加重；如监管无效，给控股者带来的私人收益将大大小于可能造成的社会损失。对此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修改《商业银行法》第28条关于购买商业银行股份总额10%以上才须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规定，只要获得实质性控股地位，都须报经批准；对实行有限责任形式、且被产业资本参股或控股的金融机构，限制其对关联企业贷款的额度，即不能超过其投资所得收益。

　　北京师范大学李翀从国际贸易角度分析了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异问题。按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目前各国货币与美元的比率，市场汇率与购买力平价之间的差距有很大差别，其差距大小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即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小，落后国家差距很大。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比率分别为0.97、1.02、3.54和4.48，最贫穷国家的这个比率为6.00。其成因在于：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购买发达国家高价值的投资品和消费品，而它们能向发达国家提供的则是低价值的初级产品；另一方面，前者对后者商品和劳务的需求量很大，而后者对前者的需求却不充分。在价格因素与数量因素的双重作用下，造成外汇市场上对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很大，而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却很小，造成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严重偏离。

　　华中科技大学徐长生、刘建江从日元升值经验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可能产生的影响，研究了本币升值引发通货紧缩的机制。他们认为目前人民币面临的处境与1980年代日元升值背景相似，如经济规模处于不断壮大过程、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对美国顺差很大、都面临较大的升值的外部压力。他们运用卡塞尔的购买力平价理论（PPP）证明，汇率变动将影响国内物价水平，“对外升值导致对内升值”，人民币升值有降低物价水平的作用。本币升值引致通货紧缩通过货币工资机制、货币供应机制、生产成本机制、收入机制、示范机制、升值预期机制传导。据此他们建议：应全面重视本币升值可能造成的通货紧缩影响；要从长期趋势来看待本币升值对物价的影响；要综合处理汇率升值影响物价水平所产生的问题；并且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权衡人民币升值问题，适时调整汇率，避免未来快速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评述了IS—-LM模型的新发展。自上个世纪1960年代以来，这个由希克斯首创，汉森等人完善的模型，因未能反映不确定性，仅是静态的同步均衡分析和缺少微观基础而备受批评。他重点评析了1980年代以来试图扩展或替代IS—-LM的几个有代表性的新模型：为IS—-LM模型提供微观经济学基础的“南肯模型”（Rankin，1986，1987）或“固定价格模型”；由伯南克和布林德提出的CC—LM模型（Bernanke and Blinder，1988）；泰勒（Taylor，2000，2001）和罗默（Romer，2000）提出的“总需求—价格调整模型”（AD—PA模型）或“总需求—通货膨胀调整模型”（AD—IA模型），试图取代IS—-LM模型。方福前认为，这几个模型虽然富有启发性，但目前还很难完全取代IS—-LM模型。

　　西南财经大学曾志远、刘璐回顾了国民收入核算理论的发展，系统介绍了GDP核算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把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尝试概括为4个方面：从不可测量经济上进行的工作；从环境角度进行的研究；从社会角度进行的研究；从更综合的角度的推进，如经济福利的测度、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真实发展指标等等。尽管经济学家在扩展GDP总量指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从未停止过，也提供了不少有用信息，但人们对其在概念上和统计上的有效性还存在疑问，缺乏广泛认同。以致有人认为，无论GDP怎样修改，它的内在性质决定了它不适合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度量福利的指标，而且对GDP的修改还会减少一些对于分析非常有用的信息。有人甚至认为，建立一个度量福利的单个指标是不可能的。

　　武行大学颜鹏飞全面评析了“泛”科斯定理，并对产权改革和移植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所谓“泛”科斯定理一般界定为科斯定理Ⅰ、Ⅱ、Ⅲ，以及规范的科斯定理和规范的霍布斯定理集合体。科斯定理的开创性意义在于“削弱了庇古体系的基础”，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实践者开拓者，但现代产权学派要同时支付放弃和依附新古典经济学的双重代价，面临着自身的理论缺陷和实践难题。第一，科斯定理自身具有理论缺陷，如科斯定理Ⅰ与科斯定理Ⅱ的矛盾；第二，交易成本存在广泛的理论解释能力与其难以度量的矛盾；第三，过分夸大关于产权、企业组织和制度分析的效率凡是，制造出产权制度神话；第四，存在“大量被引用却很少被人运用”的实践难题。根据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产权改革的教训，不能用现代产权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不排斥在马克思产权理论外围（保护层）融合西方产权理论的有用成分和合理因素，循着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的方向，才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产权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社会主义产权制度。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丁冰探讨了科斯产权理论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他认为科斯的产权理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产权明晰是科斯产权理论的核心。明晰产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财产的归属关系明确，在这个层面上科斯产权理论的本质是要维护私有产权；二是在财产所有权主体明确的前提下，在产权实现过程中不同权利主体的责权利是明晰的，这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由于科斯产权理论的本质是明晰产权的第一层含义，因此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不能以科斯的产权理论为依据，但不排除可以借鉴其明晰产权第二层含义。

　　东北财经大学张凤林系统梳理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现在已形成新兴的企业理论与制度研究的一大分支。内部劳动力市场（ILM）与外部劳动力市场（OLM）相比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主要以管理和惯例为调节手段；二是就业合约的长期化。对内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分析可概括为3个方面：其一是人力资本理论解释，强调长期就业合约可以规避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促进其有效积累。其二是交易成本理论解释，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作为外部市场的替代，长期合约于稳定的就业制度有助于较低交易成本。其三是激励理论解释，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可以实现长期、动态效率的长效激励机制。文章认为，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超越了新古典市场模型的简单视角，推动了微观经济学的变革，对我国劳动经济理论研究和就业体制改革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

　　吉林大学李政对企业成长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经典与动态进行了评述。企业理论包括企业性质与起源、企业治理、企业成长理论3个组成部分，但研究企业存续与成长问题的后者长期以来处于企业主流理论的边缘以外。受马歇尔和熊比特影响，彭罗斯（Penrose）提出“企业成长理论”国内，并以“管理能力”的供给为分析框架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彭罗斯以后，钱德勒对现代工商企业成长作了全景式分析，玛瑞斯等则对两权分离引起的企业成长问题进行了研究，分别引导了企业成长理论的历史主义和管理主义的发展。近年来西方企业成长研究又有所升温，成为后现代动态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武汉大学乔洪武、刘国华评析了行为博弈理论的发展演进。他们认为，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早期标准博弈论是建立在完全理性基础上的，在现实生活的预测中常常会遇到预测精确度的困扰，导致后来发展出现两个极端：一是更加注重理性要求、便于计算的理论，博弈论被大量复杂数学公式所充斥；二是完全缺乏理性的简单的模型。这证明早期理论存在某些瑕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的行为博弈理论在心理学解释基础上，对标准博弈论的纯粹理性和自利假设进行了修正，通过实验证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不存在能预测复杂事件的每一种后果的超级理性。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对人性和人的情感的假定，对实际行为与传统理论不一致的地方，加入心理学解释，最后通过扩展传统的博弈论来解释博弈行为。

　　华中科技大学方齐云、郭炳发评述了演化博弈论产生与发展。演化博弈理论最早源于生态学家对动植物的冲突和合作行为的博弈分析。费希尔（Fisher，1930）关于性别比的理论，哈米尔顿（Hamilton，1967）的“不可战胜策略”概念，特里弗（Trivers，1971）的交互利他主义概念，都包含着博弈论的思想和方法。直到斯密和普莱斯（Smith & Price，1973）首次提出演化稳定策略（ESS）概念，才标志着演化博弈论正式诞生。泰勒和容克尔（Taylor & Jonker，1978）首次提出模仿者动态（RD）这一基本概念，标志着演化博弈论又一次突破性发展。ESS和RD一起构成演化博弈理论最核心的一对基本概念，它们分别表征演化博弈的稳定状态和向这种稳定状态的动态收敛过程。演化博弈论思想与纳什均衡的群体行为解释是一致的，当在群体行为演化条件下趋于纳什均衡时，理性要求并不再是纳什均衡的必要条件。演化稳定策略必定是纳什均衡策略，当系统存在多重纳什均衡时，它是纳什均衡的精炼。演化博弈论把参与人行为演化过程看作一个时间演化系统，重点研究参与人行为的调整过程。这种动态分析方法在分析诸如社会制度形成、行业发展趋势、社会习俗演化等现象时获得极大成功。

　　复旦大学尹伯成对经济学说史中的3个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1）萨伊关于生产是“创造效用”的定义。过去我国经济学界一直对此持批判观点，这源于马克思对萨伊关于生产定义的否定。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或从剩余价值生产的角度看，这种批判是正确的。然而，从市场经济角度考察，萨伊德定义却很有意义：它对市场经济中生产活动的本质特征做出深刻揭示；对市场经济中生产活动的范围做出科学概括；为市场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2）关于新古典主义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模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一基本原理就受到来自实践和理论方面的批评和挑战，但这些批评不能改变企业尽可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根本目标，只是使这一模型有更加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3）关于西方经济学历史上以穆勒、马歇尔和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三次“折中综合”。过去国内经济学界没有充分承认其在西方经济学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每次综合既是对以往各种学说的总结和概括，又为以后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和起点。只有真正大师级的学者才有能力担负起这样的重任。

　　11月6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王振中研究员作大会专题发言。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沈越教授、武汉大学马颖教授和云南大学徐光远教授分别代表小组作大会发言。张培刚教授向大会作专题报告。大会还特意安排出自由发言时间，与会代表踊跃报名登台，言简意赅的语词、鲜明犀利的观点博得阵阵掌声，把会议热烈的气氛推向高潮。最后，吴易风教授代表学会理事会作关于1年来工作总结和未来工作安排的报告。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李翀教授代表大会致闭幕词，大会在代表热烈掌声中圆满闭幕。